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炼成“熊猫侠”

电话响了,又是一场临床手术。患者就要肝移植,最少的用血量也要3000毫升。可他是最罕见的“熊猫血”。这种RH阴性血占RH血型者的比例不到1%,在中国人中的比例也仅为0.3%至0.5%。

那头陌生的声音无助到近乎恳求,这个场景谢英峰再熟悉不过。放下手机,编辑好信息,他在群里“吼”了一嗓子。没几分钟,报名献血的志愿者陆续应声,按照每人半年最多400毫升的献血量,谢英峰凑够10个人,一切只用了半天时间。

“志愿者会和你们在血站集合。”定下时间,确认患者家属知晓,谢英峰默默关上了微信。那头又发来了消息,“需要多少钱?”谢英峰铿锵有力地敲下几个大字,“不需要,祝早日康复!”

“必要的对话不超过10句,之后就不再联系。”做了11年“熊猫血”公益捐献的组织者,这是谢英峰给自己定下的“规矩”。在平时,他掌管着志愿者汇聚的QQ群、微信群,包揽从接收求助信息、向医院核实、发布求助消息、确认志愿者名单,再到带志愿者献血等一连串的工作。

谢英峰是新疆乌鲁木齐人,也是RH阴性血。一开始,他对此“一无所知”,直到前往医院进行婚前体检,才第一次真正地认识自己的血型。

那天的场景令他记忆犹新。本该15分钟就完成的抽血报告,他足足等了将近半小时。直到医生拍着桌子大喊,“你们快来看,RH阴性血!错过这次可能以后都没机会再看到了。”话音刚落,一大群实习医生立刻紧紧围了上来。

“以后千万要保护好自己,注意安全。”医生反复跟谢英峰念叨了好几遍。那时候电脑不普及,妻子就在单位查了一大堆资料,弄明白血型的稀有后,她最希望谢英峰别老路见不平,“受伤了可没人给你输血”。

和“熊猫血”相关的新闻就这样开始触动谢英峰的敏感神经。没多久,来到上海工作的他看到家乡报纸上登出消息,一名RH阴性血的孕妇正四处寻求备用血,一股热血涌上脑顶,谢英峰第二天就向单位告假,直奔乌鲁木齐市血站,直接捐出了400毫升。

​和谢英峰一起到场的好心人一共20多位。但“熊猫血”也分RH阴性A型、RH阴性B型、RH阴性O型和RH阴性AB型。几经查验,只有谢英峰是和孕妇一样的RH阴性AB型。配对成功后,孕妇家属露出笑容,抓着他手久久不放。

这一幕突然击中了谢英峰。一个组织公益性互助献血的念头冒了出来,他开始通过网络自发联系“熊猫血”志愿者加入“中国稀有血型联盟—上海分站”,这一干就是11年。

按照一般情况,献血要么是去血站进行无偿献血,要么就是自发的互助献血。与无偿献血相比,互助献血的指向性和目的性更加明确:患者如果需要大量或紧急用血,可以填写互助献血申请单,再动员身边人去采血点献血,取得相应的献血凭证后,血站会立即调配同等血液给医院,优先保障该患者用血。

否则,患者就只能被动地等待血站进行分配。而事实上,血站的存血主要用于应急,尤其北上广这样患者扎堆的城市,专门供给择期手术的比较少,更何况,“熊猫血”这类稀缺的血型收集起来更加困难。

谢英峰的QQ群里,最初的成员两只手数得过来,但现在已经达到500多人。为了方便联系,他还组建了一个人数几乎一样多的微信群。

这些群里70%以上的成员都是女生。多数人和他一样,从未做过血型鉴定,不知道自己就是稀有血型,也正是婚检和孕检,第一次“刷新”了她们的认知。

得知自己血型的最初阶段,这些人大多很恐慌:血型稀有,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存在问题?需要输血该怎么找到合适的血源?生孩子会不会发生溶血现象最终致命……谢英峰说,这些群友初次找上他,必定早就备好了“一箩筐”的问题。

谢英峰要做的,就是让他们的“每一根神经都冷静下来”。回得多了,他干脆在群里定期发送相关的血型普及消息,破除“危言耸听”的传言。他告诉大家,“熊猫血”其实没那么可怕,有事了还能抱团取暖。

有人从未参加献血,血站没登记过他们的联系方式;有人献过血,但没留下手机号,谢英峰的目的就是把这些“熊猫血”的同类长期聚合起来。他们开始行动了,献血1次,2次,10次……

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息也开始“砸中”谢英峰。每隔几天,他就能听到患者家属焦急的声音。一些“血贩子”却也因此钻了空子,不止一次,有“血贩子”谎称自己是“熊猫血”,混入群后偷偷开高价向群友“买血”。

谢英峰不得不开始和“血贩子”较劲。作为群主,他时刻提防着“问题人物”,一发现异常或有人举报,就立刻将他们踢出群。每回,他还都必须打电话到医院求证,把患者的主治医生、临床护士找上一圈,“一定要保证真的有这么个人,有这么个事,才能进入招募志愿者的流程。”

找上门择期手术的患者最多。这些人病情严重,手术大,血液的需求量也大,对于谢英峰来说,这同样是“一道坎儿”。按照惯例,每人半年最多只能献400毫升血,但这些手术一次需要的血量基本都在600毫升以上,要是涉及脏器,还得以千为单位计数。

平均下来,谢英峰每次需要组织的志愿者差不多在5人左右。这么多年,他还遇见过2个用血量极大的患者,有名大出血产妇最高的甚至达到了14000毫升。

献血不仅人数难凑,想要找到合格的志愿者也不是件容易事儿。只有最近没喝酒、休息好、饮食清淡的人才能被纳入范畴。接下来,还得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感冒服药,此外,正值哺乳期和经期、献血时间没过半年也统统不能过关。

“容不得一丝一毫地马虎,这可关系到受助患者和志愿者生命安危。”谢英峰义正言辞地说。

当然,他一直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。几乎每半年,谢英峰都会去献一次血,11年来,他已经累计献血超过10000毫升。因为“熊猫侠”的故事,他还荣获了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第二届“道德先锋”和茸城之光第二届“感动松江”道德模范的荣誉称号。

这个自嘲“有点懒”的青年人,一接到求助信息,却像上了“发条”般地飞速运转起来:初步判定能救助,就迅速向医院核实、联系志愿者;如果是来自异地的消息,立刻对接当地熟识的献血组织者。有些周边区县的患者家属,因为信息匮乏或与医生沟通不畅,在已有备血的情况下还是找上了谢英峰,但无论怎样,他都会一一回复,坚持做出详细的解答。

“我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这个血型,之后再去影响身边的人。”让他欣慰的是,不少患者从最初的求助者慢慢变成了志愿者,角色正在悄悄地进行转换。

和北京一样,上海是全国患者扎堆的中心城市。医院里常常人满为患,手术的用血量需求非常大。不少患者从偏远区县或农村大老远赶来,经济条件不乐观,能住院治疗的时间有限,因为不怎么会使用互联网,他们找起血源来也格外困难。

“等了两个月或半年的患者很常见,还有人甚至过了一两年还是找不到,后来撑不住了只能先回老家。”他心痛地说。

也因此,他和群友每献完一次血,都会在血站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,如果一旦碰上有需求的人,血站都可以第一时间找上他们。遗憾的是,谢英峰至今未收到来自血站的献血请求。

“光靠我们群里这500多人的力量太有限了。”谢英峰叹了口气,他希望未来血站能够进行大数据化的管理,将献血者的信息有效地统计和利用起来。

谢英峰一副天生的热心肠。说起组织献血以来最困难的事,他的神色顿时有些暗淡:后期求助越来越多,为保证“熊猫血”能有效供应,他不得不狠下心来和患者家属开口说拒绝,为此没少受质疑。

去年年初,一个30岁出头的男人患急性肝衰竭、肺栓塞,后来又被检查出双肾衰竭,如果手术,最少的用血量是5000毫升。绝望的家属找上了谢英峰,他在求证后判断,这个人能被治愈机会渺茫,只好一口回绝。有群友看不过去,硬是凑足了10多个人前去献血。手术当天,谢英峰接到了家属的电话,患者不治身亡,献血的群友从最初的义愤填膺,一下子变得沉默。

谢英峰也在慢慢学着和最初“一腔热血”的自己和解。献血涉及重症救治,家属的疑虑往往格外多:找志愿者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?他不要钱,干活又耗心力,干嘛要积极投入?这种献血能靠谱吗?

令他无奈的是,他曾多次自己找到医院,或是按照网上救助信息拨打过去,但没等他说完,对方一听是“主动找上门来的无偿献血”,就立即挂断了电话。“都以为我是骗子或者恶作剧。”

今年3月31日起,最新一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规定,互助献血全面取消。自此,实施长达20年的互助献血政策正式谢幕。

上海也已叫停互助献血。据多家媒体报道,取消这一制度的主要原因,是该制度导致以互助献血为名的非法血液交易大量存在,严重影响了血液质量和用血安全。等待政策落地的日子里,谢英峰再次陷入了迷茫。

尽管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,对他而言,“熊猫侠”的身份依旧神圣。在目前,互助献血还是患者最能依赖的方式。谢英峰斩钉截铁地说,只要还有一位家属打来求助电话,救助群就会多存在一天。“如果有一天,手机里传来的不再是家属焦急的声音,这个群就可以消失了。”

他已经习惯了一周里至少三天接到求助信息。这些万般焦急的电话常常不分清晨和黑夜地打来,他的手机始终保持24小时开机。

为了保证第一时间接听电话,谢英峰两年前辞掉了原本的销售工作,这个新疆汉子现在在上海开起了家乡的水果店,“时间挺自由”。手机亮了,又是一条新的求助信息,他想也没想,第一时间开始措辞回复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     视频编导:李雪静)

(2018-08-30 编辑:李雪静 来源:中青在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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